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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走出教育的“囚徒困境”

      來源:經濟觀察報作者:吳晨發布:2021-09-29 21:20分享:

       “不能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成了很多家長“雞娃”的主要驅動力。倘若孩子天生就立志前排,為人父母者三呼幸運;如果“不幸”自己的孩子落在了后排,就得使出渾身解數推其前行。教育的軍備競賽就這樣愈演愈烈。教育變成了一場隨時隨地的排位賽,一場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戲,每時每刻都需要比身邊的人跑得更快。

      望子成龍,父母常情。但父母主要在意的是前排和后排的區別,從沒有仔細想過只要有排序、有考核,總會有人落在后面,也很難深入思考現有排序與考核的得失。更有甚者,力爭前排變成了不遺余力,焦慮和內卷耗費了太多的精力和資源,這也是為什么“雙減”政策出臺之后,博得眾人喝彩的原因。

      其實早有先賢說過,并不是每個人都能夠在學業上有所成就,以學業分數來衡量每個孩子,無疑是讓其中的很大一部分人“削足適履”,如果以成績來區分人的聰明和笨,在如此多元的社會更會扼殺無數創新的種子。

      管理大師漢迪在寫給年輕人的新書《成長第二曲線》也特別提醒,千萬不要把人生看成是一場又一場的錦標賽,人生是馬拉松,不是短跑比賽,不應用競賽的視角去看人生,因為如果是這樣的話,贏家太少而輸家眾多。

      圍繞“雙減”的討論,歸根結底要解決的是如何走出全民“囚徒困境”的問題:每個人站在“自以為為孩子好”的立場出發的“雞娃”努力,以及與教育體制的博弈,卻可能演化成全民浪費、教育失衡、人才畸形的三輸結局。

      本文希望從以下五層問題去破題:因材施教與應試教育的矛盾;未來中國需要什么樣的人才;怎么分流;為什么教育減負之外還需升維;家長怎么做到“有所為,有所不為”。

      因材施教與標準化應試教育之間的矛盾

      隨著中國進入到中等收入國家的行列,為人父母之中有不少人已經意識到孩子的多樣性,希望給孩子因材施教的機會,不希望標準化考試兩考定終身(中考分流,高考決定進入幾流的大學)。但上大學、上名校,依然是大多數父母的奮斗目標,因為這很大程度上決定孩子的未來。

      自上世紀80年代之后歐美的數據顯示,接受高等教育乃至碩士博士教育所帶來的職業發展和收入增長的紅利越來越高,也促使了全球對密集式教育的追捧。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同樣證明,受過大學教育,尤其是名校大學教育的畢業生,未來的收入更可能要高出一大截。

      對許多家長而言,進入985/211大學是大多數孩子未來保持中產生活水平的必須,擠破頭也得爭取進入。問題是,盡管屢屢擴招,名校仍然僧多粥少,進入名校也基本上只有考試一途。“雙減”值得慶賀,但如果沒有辦法解決進入名校的問題,競爭絲毫不會減少,只會催生各種“暗度陳倉”的行為,加劇焦慮。

      所以要走出教育的“囚徒困境”,就需要理解這種兩難:除非有多種道路能夠讓孩子上名校,或者能保障即使不上名校,孩子只要因材施教發展,仍然能過上中產的生活,否則許多家長仍然會在“雞娃”的路上“一條道走到黑”。

      當然,這一分析是站在都市階層的立場。中國發展不均衡,城鄉教育依然存在明顯鴻溝,對于農村的孩子、欠發達地區的孩子而言,高考雖然是獨木橋,卻依然是一條相對公平的改變人生際遇的路,在探討高考改革——相信這也是很多都市家長希望在“雙減”之后看到的——絕不能忽略給那些原本教育資源就少,父母能提供給孩子的額外補助也少的一大群人。

      未來中國需要什么樣的人才?

      相比第一個問題,這個問題更具全局性。中國正在經歷從制造業向知識經濟的大轉型,從追趕型經濟向創新型經濟的大轉型。知識經濟和創新型經濟都需要更多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才,但知識經濟并不等同于白領工作,創新型經濟也并不能直接與發明和創業劃上等號。

      知識經濟中,每個人可以調用的知識儲備和資源都極大豐富,但需要解決的問題大多是復雜未知的新問題,而這樣的問題沒有正確的標準答案,靠個人的單兵突進也很難有效果。

      應試教育通過大量刷題讓孩子對確定性問題、有標準答案的問題產生肌肉記憶,卻忘記了時代在飛躍。在數字時代,無論是計算,還是知識性/資訊性的問題,答案都唾手可得,幾乎零成本。難的是學會怎么去使用工具、怎么去查找資源、怎么去重新組合知識、怎么去組成團隊、請教專家、怎么去剖析問題,甚至是怎么去問出好問題。

      知識經濟給各個層級的教育都提出了新課題。記憶背誦型的學習方法需要轉變成為分析思辨型的學習方法,需要培養孩子有開闊的視野、開放的心態、不唯權、不唯上、愿意嘗試、愿意實驗、學會科學思考——沒有什么恒久不變的定理,任何議題都需要經歷假設、實驗、證明/證偽的過程,訓練團隊合作。

      創新也不只是發明。我們需要一流的科研機構和頂尖的科學家,我們同樣需要各行各業的創新者。

      創新至少可以劃分為四類:第一類是我們熟知的硅谷式的創新,以喬布斯推出的蘋果智能手機為例,創造出一個巨大的市場,改變全人類工作和生活的習慣;第二類則是成熟產品的設計與改進,各種以人為本的創新,中國市場中常見的應用創新就屬于這一類;第三類則是基于山寨的創新,商業世界中的抄襲很常見,但從做中學,山寨之后可以做得更好,能夠在細分領域內成為領頭羊,也是創新,以臺積電和富士康為代表;第四類則是規模化制造中的創新,以深圳為代表,擁有多層次的供應商體系、充足的工程師人才、可以迅速按照創新設計把各種不同零部件組合起來在很短時間和有限條件下規模化生產。

      無論是知識經濟還是各種不同創新的發展——在中國四類創新都有鮮活的例子——都需要多樣性人才。這就給目前的教育提出了根本性的挑戰:我們需要一改應試教育以篩選會考試的人才,或者篩選“聰明”的人才為主要目標的教育體系,轉而去探索如何培養和考核多樣化人才的教育體系,這當然也需要學校、市場、家庭各方的努力。

      首先需要做的是弱化分數主義和分數排名。理解分數主義,需要了解“信號”的理論。“信號”理論強調,無論是考高分還是進名校,其關鍵不在于教了什么,學了什么,而在于向市場去表達一種“我聰明能干,我會學習”的信號。顯然,隨著內卷的加劇,這種信號的經濟成本、時間成本和社會成本越來越高。

      其次,我們必須正視過度競爭的應試體系呈現的一系列問題,這些問題不改變就無助于我們應對未來的挑戰。

      應試教育給失敗以懲罰性的后果,考試失利往往帶來巨大的人生轉折,沒有以退為進的機會,缺乏多元的發展道路。應對未來的挑戰,需要鼓勵的是嘗試和擁抱失敗,從失敗中汲取教訓,而不是給失敗貼上無能甚至愚蠢的標簽。

      應試教育的景象是所有學生為了登山在全力沖刺,而且,所有學生的目標都是同一個山頭。對標準化測試的重視導致教育的同質化,這就堵上了思維重組的可能性。而創新的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合并式”創新,把兩個看似不相關的領域聯結起來。多樣性帶來更大的重組機會,只有當不同學校之間僅有核心科目課程一樣,其他科目百花齊放的時候,也只有當同一學校的學生可以將不同的學科進行組合,求知若渴,上下求索的時候,整個社會潛在的創造力才能夠被釋放出來。

      第三,鼓勵創新學習需要強調好奇心的作用,鼓勵自由探索。到達頂峰的路遠不止一條,需要給學生以自由探索的空間和實踐。

      簡言之,面向未來的教育,需要發揮孩子的自主性,鼓勵多樣性,推動知識的重組,加大對失敗的寬容。

      如何分流?

      同樣,即使是知識和創新經濟,仍然需要大量不同的勞動者。并不是每個孩子都一定要上大學,何時分流,分流到哪里,這是我們需要深入探索的又一個關鍵問題。

      解答如何分流的問題,仍然可以從未來經濟的需求入手。知識經濟和創新經濟,不只需要創新人才,領軍人才,也需要大量的動手能力強、學習能力強的一線人才。

      以技術工人為例,我們未來還需要生產線上、裝備線上的工人么?問問富士康就知道了。不斷增加機器人的使用和不斷推動工廠的自動化一定是未來,生產線上的技術崗位一定會越來越少。

      那未來需要什么樣的技術工人呢?如果從四類創新的分析維度出發,不難發現,有更多新的技術崗位正在被創建。未來需要的是能夠與知識經濟很好銜接,同時動手能力又特別強的技術工人。很多成熟市場已經發現,實驗室里,創新工坊里,最缺的是那些能夠為科學家、工程師、研究者提供重要輔助工作的技術工人。他們需要能讀得懂研究報告、有能力與研究者溝通、能使用更加復雜的機器。

      同樣,在“人+機器”的時代,大量重復勞動會被機器所取代,但是與人溝通的服務型崗位會創建得更多。例如,隨著中國老齡化的發展,為老年人提供日常生活和醫療服務的護理崗位需求將激增,遠不是機器人可以滿足的。同樣,以醫療成本占GDP的比例,中國相較于OECD國家水平仍然有很大差距,可以想象,未來整體醫療行業的增長和遠程醫療、虛擬問診等方面的發展,將創造出大量能夠利用遠程醫療工具,貼近病人提供服務的護理崗位。

      沿著這一思路分析下去,需要在大學為基礎的人才供應鏈之外,大力發展新一代技術崗位的職業培訓,職業教育的學生并不需要專業研究的學科素養,但需要有堅實的知識儲備——至少相當于兩年專科或者美國社區大學的水平——能夠讀懂專業相關的研究報告,有不斷學習的能力,同時有著很強的技能培訓、動手能力和與人溝通的能力。

      如果從就業人口的視角去審視,研究教育轉型的《愛、金錢、孩子》一書中就提出,職業教育的另一重點應幫助大量的技術工人轉型。書中引用大量數據證明,之所以歐美產業工人失業之后雖然在服務業找到了工作卻無法再繼續中產生活,起重要作用的是供求關系:如果大量低教育人口涌入市場,低端服務業的工資只可能是每況愈下,接近最低工資——想象一下在麥當勞里打短工的人。如果能夠給他們提供更好的轉崗培訓,那么進入低端服務業的人數減少,供求關系轉變也會推高整體工資水平。

      對未來市場需求的前瞻判斷、在培養技術能力和溝通能力的同時奠定足夠的知識儲備和學習能力、提升轉崗培訓,這些都是在高等教育前的分流的必要條件。除此之外,還需要做到兩點:一方面推進“共同富裕”,縮小新時代的“腦體差別”——其實未來的分流不再簡單是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區別,更多是研究管理崗位與一線執行崗位的區別;另一方面則需要消解為人父母對技術和服務崗位的歧視,確立合適的才是最好的,以幫助孩子能找到真正適合自己的發展方向為目標,這樣的轉變需要家庭和社會的共同努力。

      教育改革除了減負之外,還需要升維

      大城市里小學放學蔚為大觀,交警會為家長車輛臨時停放劃出幾個特定的街區,等待孩子的家長一層又一層,過馬路的家長孩子隊伍常常需要交警維持秩序……很難想象,僅僅一代人之前,掛著鑰匙上學,孩子獨自回家還是常態。接送孩子成了每個工作日的大事,當然有很多原因,但也是“雙減”之外,需要全面審視教育的一個鮮明例子。

      除了學業的減負之外,父母需要克服過度呵護的安全觀。無論中國還是西方,伴隨著虎爸虎媽出現的是對孩子安全的過度呵護,家長試圖安排好孩子的一切,孩子的一舉一動都在家長的掌控之中,一些學校甚至盡可能減少孩子課外在教室以外的活動,怕任何的摔倒跌傷惹來麻煩。

      家長對孩子過于呵護,過于注重安全,其實會產生許多副作用:自主能力弱、心理脆弱、抗打擊能力低、缺乏風險意識……這些都會妨礙孩子身心的健康成長。

      有心理專家就提出,家長應該讓孩子意識到危險的存在,學會管理風險,甚至應該在可控的情況下,讓孩子親身經歷小的風險,這才能幫助孩子形成風險意識,更好應對生活中的危險。

      孩子心理問題頻發,很多時候是因為他們成了“溫室里的花朵”。不要擔心孩子走彎路,路還是得孩子自己走。家長走過彎路,所以希望孩子能夠走得直,初衷很好,卻違反發展規律。年輕的好處就是試錯成本低。一切都安排好的軌跡,孩子并不一定能夠從中汲取教訓。失敗也是一種經歷,只要最終能回到正道上,完全可以有所放手。

      同樣需要家長和教育機構共同努力的是在減負之外的升維。孩子目前普遍缺乏青春期教育,缺乏生命教育,缺乏安全教育。當孩子上大學之后,從父母的呵護和監督下突然獲得自由,一下子會凸顯這三種教育不足的問題。家長和教育機構需要在青少年階段加強這三種教育,讓孩子學會保護自己的身體,正確對待性/處理性關系,懂得生命之值得珍惜。

      升維的另一個層次是擴大新技術在教育的運用,推動因材施教,為未來“人+機器”的時代做好準備。

      最近元宇宙的概念很火,未來的教育會不會給每個孩子配上一個NPC(Non-playercharacter非游戲角色,特指沉浸式游戲中的人工智能輔助角色,這里特指虛擬助教)?元宇宙——即高度逼真提供沉浸式體驗的虛擬世界——會給未來的教育帶來本質的改變。

      現有教育最大的挑戰之一是不能很好地喚醒孩子的好奇心,抓住孩子的注意力,鼓勵孩子之間、孩子與老師、孩子與家長的互動。元宇宙帶來了顛覆的機會。元宇宙世界中的教育,首先會讓孩子對學習感興趣,一改枯燥單一的說教,變成靈動三維立體的展示,并鼓勵去探索未知。其次,它也會更大程度的推進因材施教,讓每個孩子找到自己的興趣點,知道遇到問題的時候怎么查找資料,詢問專家,解決問題。第三,它也會幫助孩子在未來“人與機器”的世界中更清楚人的意義:人的優點是建立連接、思路的碰撞,感情的交互、共情等等。而在這樣元宇宙教育的世界中,NPC/虛擬助教將扮演重要的角色,推動孩子從正確答案的肌肉記憶向解決復雜問題的創新協作轉型。

      家長的有所為與有所不為

      《愛、金錢、孩子》提出,過去幾十年全球教育的發展,最起碼達成了一個共識,那就是父母專斷式的教育方式已經落伍了。鼓勵孩子挑戰權威,比較早地形成自己的獨立性格,是適應未來發展的基礎能力。

      學會放手很重要,家長不可能包辦孩子的一切,更不應該替孩子決策。社會面臨巨大顛覆,尤其是技術帶來的快速迭代,即使有前瞻性的父母也沒有辦法保證按照自己計劃中教育出來的孩子能夠適應未來的環境。歸根結底,孩子還是需要學會在復雜環境中自己去做出選擇,并為自己的選擇肩負起責任。當然,我們也需要營造環境,盡可能減少孩子的試錯成本。

      過度呵護孩子,未來的問題會更多。歐美日本出現的NEET一族(YouthNeitherinEducation,EmploymentorTraining,即既不上學又不工作的年輕人)就很有代表性,美國和南歐都有30多歲還沒有從家里搬出去的現象,日本更有人數超過一百萬的“宅在家”什么都不做的年輕人,足不出戶,靠啃老過活。關鍵是,父母老了病了該怎么辦?

      歸根結底,家長需要認清楚自己的角色,需要“有所為,有所不為”。

      有所為,體現為父母需要培養孩子的自主性和多樣性,為了孩子能夠適應未來而培養孩子形成好的品格、好的習慣、學會待人接物的禮節、鼓勵好奇心,同時幫助他學會應對風險和挑戰的能力。

      有所不為,則體現在明確家長的角色上。許多家長總是恨不得替孩子在“賽場”上比拼,但實際上在很多階段,學會放手,讓孩子自己去拼,培養孩子自主性很重要。

      為人父母,需要清楚自己最多只是一個教練的角色,學會傾聽,學會和孩子一起總結,理解“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很關鍵。

      當然,教育改革是一項龐大的系統工程,需要每一方的參與。一方面需要有足夠的投入,包括資金的投入、教師人才的投入,確保新的(而不是工業時代就延續下來的)教育模式可以被開發、被推廣;另一方面要改變教學的文化,從垂直的變成水平的,從灌輸式樣的變成參與式樣的,從強調個人與個人之間的零和競爭,到鼓勵團隊協作,幫助孩子培養適應未來未知世界的能力。

      最終,無論是前排的孩子,還是后排的孩子,都希望他們成為可愛的孩子,保持好奇心,有努力的方向,找到自己的位置。也期待整個社會并不會忽略弱者,而是花更多精力和資源幫助失敗者找到前行的路。

      (作者為《經濟學人·商論》執行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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