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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學術年會”系列報道|陳向陽:機制.路徑.工具——產教融合的微觀視角

      發布:2018-12-12 13:06分享:

      本文為江蘇省教育科學研究院職教研究所陳向陽副研究員在江蘇省高等教育學會2018年學術年會上所作的專題報告,文章根據現場報告內容整理,部分有刪減。

      個人簡介:陳向陽,博士,香港理工大學訪問學者,兼任南京師范大學、南通大學碩士生導師,江蘇省教育科學研究院職業教育與終身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員。教育部職業院校教育學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教育部普通高中通用技術課程標準修訂組核心成員,教育部中職公共基礎課綜合組專家、中國職業技術教育學會發展戰略研究工作委員會常務理事兼副秘書長、江蘇職業技術教育學會發展戰略專委會副主任。近五年來,先后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青年資助項目《當代技術哲學新進展與職業技術教育哲學研究》等省部級以上課題4項,教育部相關委托項目10余項;出版專著《走向澄明之境——技術教育的哲學視域》,在《自然辯證法研究》《外國教育研究》《中國高教研究》等核心期刊發表論文50余篇,多篇被人大復印資料全文轉載。曾獲十三屆、十四屆江蘇省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江蘇省教育科學成果獎、省級教學成果二等獎,國家教學成果獎一等獎等。

       陳向陽.jpg

      隨著國務院《關于深化產教融合若干意見》和江蘇省《關于深化產教融合若干意見》的出臺,產教融合在職業教育、高等教育領域均得到更為廣泛的關注。但我在跟學校和企業接觸交流的過程當中,發現大家并沒有多少獲得感。政策文件雖然出臺了,但接下來該怎么做,從哪些地方去切入,怎樣將產教融合真正落地似乎并沒有解決。基于多年在高職院校一線的經驗,今天我更多地從微觀的視角來思考這樣的問題。近幾年有機會參加教育部各類的調研,通過前往江蘇、四川、山東等地調研形成了一些初步的判斷。諸如,實現產教深度融合的許多操作性的機制、工具極其缺乏;一些職業院校雖在現有的體制框架下努力尋求突破,但就區域而言,整體產教融合的程度依然很低;高職院校融入區域產業的情況雖好于中職學校,但總體來看,公共教育財政投入的方向與力度,并不能強化職業院校與區域產業的聯系,從某種程度上似乎還有逐步弱化的趨勢,面向升學和融入區域產業,某種意義上是零和博弈。這種趨勢不僅表現在中職學校,同樣體現在高職院校,最近與一些地方高職院校系部負責人進行交流,他們表示,學校人才培養方案的課程設置和教學實施更多開始與升學對接;產業升級似乎并沒有各方所宣揚的那么快,企業用人存在非理性的選擇,尤其是國內的企業,這一點與德資企業有非常大的區別,與德資人力資源負責人交流時發現,他們對自己的用人有著非常強的理性選擇。

      當然,今天來談論產教融合,不能僅僅在教育系統內部來談,尤其需要在一個國家技能形成體制中來思考這一問題。有學者曾經提出一個國家技能形成體系的分類框架,但近年來,這一框架開始有新的演變趨勢,如在美國技能形成體系中,政府責任小、企業參與少,主要是以個人需求的形式由普通教育體系得到滿足,但上世紀90年代開始實行積極的國家介入,美國政府與工業界聯合推動“大規模定制”和“敏捷制造”計劃,解決制造業競爭力不足的問題。德國早期國家的高度介入,國家促成了全國性技能培訓標準,但在1980年代之后,德國出于歐洲一體化的目標,開始致力于促進自身的企業治理模式向英美模式靠攏,由此影響了“雙元培養體制”的穩定。

      從產教融合的協調機制來看,大致可以劃分松散耦合、政府主導、企業主導和合作協調等四種類型,我們可以用這個框架來分析區域產教融合的實踐案例。看看他們成功的經驗在哪,又有哪些問題需要進一步的深入討論。

      國務院《關于深化產教融合若干意見》出臺之后,一片歡呼叫好之聲,意見提出了七個方面三十條,其中有一個方面要特別提出來,那就是強化企業重要主體作用。它包括:拓寬企業參與途徑;深化“引企入教”改革;開展生產性實習實訓;以企業為主體推進協同創新和成果轉化;強化企業職工在崗教育培訓;發揮骨干企業引領作用等六條,這六條內涵非常豐富,值得我們細細研究,比如說“引企入教”,與我們以往講的引企入校不同,這意味著要企業介入到人才培養的全過程。

      當然,如果進一步往下深究,會發現這些方面要真正落地,還需要完善相關配套性的機制,諸如,誰來協調企業的參與?是政府還是行業,我們行業有能力做這個事嗎?企業參與職業教育不同偏好如何合理引導?我們說企業參與職業教育既有技術偏好,也有成本偏好,不同的企業偏好并不一致,怎么引導。如何解決合作的“可信承諾”問題?我們說可信承諾是合作的前提和基礎,但目前產教信息不對稱帶來的不確定性,企業對學校的信息不對稱,學校也對企業的信息不對稱。很多企業不知道怎樣切入到與學校的合作過程中;契約不完備帶來各方權益難以保障,雖然許多學校與企業簽了協議,但是要思考協議有多少是實質性的東西,形式化的現象特別嚴重;還有校企合作行為監管的缺失,學生到企業去幾個月就不干了,怎么去監管,企業把學生來實習當做廉價勞動力使用,怎么去監管。還有非參與企業“搭便車”現象如何規約?如何解決合作中的集體行動困境?

      產教融合的太倉經驗。學校人才培養與地方產業發展融合度較高。職業院校與若干德資企業在人才培養上開展深度合作,接近“原汁原味”德國雙元制的學徒培訓。太倉產教融合大致有這么幾條經驗,第一就是構建了一個產教融合生態系統,太倉市部分歐洲企業成立了歐商協會,彼此之間達成了減少互相惡性挖人的君子協議,同等水平的工人工資在大體接近的水平。在這種情況下,企業之間相互挖人的可能性大幅度降低,被挖墻腳的風險得到了有效控制。從制度匹配的視角看,太倉將特定區域集聚的同行業企業之間的“完全自由競爭”,通過企業間協調改變為“有組織的競爭”,實際上是改變了企業治理機制。第二是形成了兩種合作治理模式。一種是接近于德國工商行會的治理模式,如健雄職業技術學院、太倉中專與舍弗勒培訓中心和海瑞恩培訓中心的一對一合作;另一種具有較強的PPP色彩,由克恩-里伯斯、慕貝爾、學校及太倉開發區政府三方共同出資組建太倉德資企業專業工人培訓中心(DAWT),采用“一董三委”(董事會,培訓委員會、考試委員會、教學委員會)的治理架構。兩種治理模式通過整合資源價值鏈,提高了集群競爭優勢,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在培訓方案設計、培訓內容實施以及學習質量評估等方面均借助于德方已有的成熟體系,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繁雜冗長的課程開發;同時,由于有了校企雙方共同認可的專業教學標準,企業和學校對于學生質量等有著較為清晰的預期,從而減少校企合作和溝通上可能存在的誤解和摩擦。當然,他們在2016年又形成了第三種治理結構,但目前的效果還有待觀察。第三,政府角色定位的適時調整,政府在德資企業專業工人培訓中心(DAWT)成立初期,入主董事會,有效調動了企業參與合作的吸引力,待正常運行后,政府又及時退出董事會,但每年仍給予100萬元支持,保障了校企雙方合作的自主性。

      產教融合的“中認南信”探索。2012年,南京信息職業技術學院與中國質量認證中心共建中認新能源技術學院以及中認南信實驗室。中認新能源技術學院和中認南信實驗室在同一董事會指導下開展教學和技術服務,中認新能源技術學院院長由中國質量認證中心副主任擔任,學院副院長和公司副總經理由學校委派,公司業務團隊由學校和中國質量認證中心共同組建,校企合一,兩者相互支撐,通過人力、設備、技術等資源的互通共享實現一體化發展。在中認南信這個平臺中,中認新能源技術學院和中認南信實驗室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融合,又相互獨立的兩個主體。中認南信實驗室側重于提供檢測認證等技術服務,而中認新能源技術學院側重于為行業提供人才。中認南信實驗室目前逆變器檢測業務占全國市場36%,為分院密切聯系行業和學生實踐提供堅實的基礎和條件;分院教師為中認南信實驗室提供技術保障;學生通過實驗室的實踐教學,掌握認證檢測技術,在實驗室的客戶企業就業,再將企業的產品帶回到實驗室進行檢測認證,促進了實驗室的檢測業務,提高了實驗室的經濟效益。

      它的經驗同樣有這樣幾個,第一,構建了一個產教融合生態系統,產教融合平臺建設UPD模式。高職院校與技術鏈上游企業(Upstream Firm)共建公共技術服務平臺(Platform),為技術鏈下游企業(Downstream Firm)提供技術服務,同時為相關專業群提供實訓基地、混編師資、創新平臺和就業市場。平臺呼應各方訴求,能讓大家各取所需,實現共贏,有效激發了企業參與合作的積極性。同時,依托平臺的集聚效應,可以源源不斷地吸引上下游企業加入,實現滾動發展。第二個,管理運行機制的創新。通過股份制、市場化運營,既推動了平臺發展活力,又解決了學校國有資產投入的制度瓶頸。校企人員共同組成管理團隊,通過董事會,統一管理平臺和專業群;按照企業化方式管理,團隊既承擔市場業務,也參與專業建設和教學。實現了專業教師的技術持續更新,也保障了企業工程師對教學的參與度。形成了平臺運行的產、教一體化管理機制,校、企人員混編機制,儀器設備互用機制,和技術服務反哺教學機制。

      常熟“奇瑞捷豹路虎”中英現代學徒制項目。這個項目是在艱難的探索中逐步摸索經驗。2014年,項目開始運行,合作主體分別是常熟中專和奇瑞捷豹路虎汽車有限公司,支持單位分別是英國制造業行業協會(EAL)和沃里克郡學院(Warwickshire College)。EAL是英國科學、工程和制造技術聯盟(SEMTA)下屬行業協會,具有對英國學徒制項目的全面認證權,對該項目進行系統的指導和外部質量審核。Warwickshire College是英國最大的工程制造業學徒培訓基地之一,是英國捷豹路虎公司最大的學徒來源,自2015年開始指導該項目,主要包括課程開發、師資培訓、學徒培訓以及英國現代學徒制在中國的推廣。

      其經驗大致有這么幾條,第一個框架協議保駕護航。招生、課程、師資、基地、管理到人才培養模式和質量評價等,原汁原味地汲取英國現代學徒制的精髓,全方位研究英國現代學徒制的運作模式,并將其操作化地寫進《合作備忘錄》《諒解備忘錄》《合作辦學協議》《學徒培訓協議》這四份基本文件中,文本中的一些關鍵條款曾經歷了各相關方往復十多次的互動、協商與修改。第二個嚴格的過程質量控制。引入相關質量評估工具,制定了專門的學徒管理手冊,為每位學徒建立了學習過程檔案。根據當初項目協議中實現考評分離的目標,學徒制師資應包括專職學徒教師、內審員、外審員和評估員,而這些資格在我國尚沒有相關的認證機構,他們積極尋求第三方機構,終于建立起符合英方要求的評估團隊,形成了學徒—評估師—內審—外審四層監控體系。第三個就是可操作的學業評價工具。合作開發《學徒高績效行為評估手冊》這一工具,定期對學徒的行為進行評價,不僅有助于學徒形成正確的自我認知,對個人責任感、問題解決、有效溝通與人際交往等那些以往只是憑經驗和直覺判斷的職業素養,有了較為科學客觀的評價標準與依據,有效保障了學徒的學習質量。

      當然,產教融合要想真正深入推進,還需要在專業融合、教學融合、評價融合、師資融合等多條路徑整體推進,尤其是要對課程內容進行重構,任務情境進行重新的設計,開發出一些真正科學的、可操作化的工具和量表。

      中國職業教育已經進入所謂的“內涵發展”和高質量發展階段,但幾乎沒有多少學校真正把產教融合落實到人才培養的全過程,只有對區域經驗進行理論化的梳理,形成更具推廣的機制、路徑和工具,才有可能在職業教育發展上獲得更大的動力。

       

      文字整理:南京信息工程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2016級碩士研究生吳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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