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k id="j2uty"></mark>
<mark id="j2uty"></mark>
<th id="j2uty"></th>

<tbody id="j2uty"></tbody>

<small id="j2uty"></small>
    <tbody id="j2uty"></tbody>

    <small id="j2uty"><optgroup id="j2uty"></optgroup></small>
    1. 江蘇高等教育網

      Jiangsu Higher Education Network

      主辦:江蘇省高等教育學會
      協辦:南京信息工程大學 / 蘇州工業園區服務外包學院
      當前位置:首頁高校信息專題薈萃正文

      胡建華:“雙一流”建設對大學學科調整的影響

      發布:2019-07-17 13:57分享:

      胡建華 | 教育學博士,南京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文章轉載自《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4期

      [摘  要]大學學科的調整與發展受許多因素影響。影響中世紀大學學科安排的因素主要是學者的興趣和源于希臘哲學的學術探究的欲望。在大學近代化過程中對大學學科的調整與發展起重要影響作用的主要是科學革命所引起的科學發展與學科分化。影響現代大學學科調整與發展的因素日益復雜,其中許多來自于科學知識體系與大學的外部,諸如社會經濟發展、政治制度變動等。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70年的大學學科發展過程中,政府始終發揮著主要的指導與影響作用。“雙一流”建設項目的實施是政府指導與影響大學學科調整和發展的又一重要舉措。獲得“雙一流”建設項目的大學為了建設世界一流學科制定了學科發展規劃,集群組合、領域構建和生態布局成為學科調整與發展的一些主要方式。

      [關鍵詞] “雙一流”建設;大學;學科調整

      2015年8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會議審議通過《統籌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總體方案》之后的三年多來,“雙一流建設”項目正式啟動對我國高等教育發展、高校辦學產生的重大且深遠的影響正在日益顯現。譬如,2018年9月17日,教育部下發了《關于加快建設高水平本科教育 全面提高人才培養能力的意見》,提出“到2035年,形成中國特色、世界一流的高水平本科教育,為建設高等教育強國、加快實現教育現代化提供有力支撐。”將建設一流本科教育列為“雙一流建設”的重要內容。當然,從“雙一流建設”的項目名稱不難看出,受其影響最大的仍然是大學的學科建設領域。尤其是2017年確定了465個一流建設學科,一流建設學科的確定過程促使各相關大學深入檢視學科布局現狀、制定學科發展戰略、調整學科發展方向。


      一、大學學科調整的影響因素

      眾所周知,學科在中世紀大學產生以來的大學發展、演變過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同時,學科自身也隨著大學的發展在內容、結構、表現形式等方面發生了許多變化。大學的產生源于知識傳播的需要,大學中傳播的知識是以體系的形式(學科的本來意義正是體系化的知識或知識體系)出現的。中世紀大學產生之后所形成的文學院、法學院、醫學院、神學院的四學院模式在相當大的程度上規范了大學所傳播的知識體系,規范了大學中的學科。歷史研究表明,在中世紀大學產生的時代,人類的知識體系范圍實際上遠超出這四學院所包含的內容。而且,“如果考慮‘社會需要’,那么像建筑學、軍事技術、造船術、機械制造和開采礦業方面的技術科學,以及像農業、獸醫學和制藥方面的應用科學,都應該出現在大學里。這些學科的訓練對中世紀社會都是必需的,因此,如果從社會需要考慮,政治和經濟上的統治階級就應該對這些領域的專家培養和知識發展擁有強烈的興趣”。[1]僅僅從社會需要出發,似乎不能解釋中世紀大學的學科安排。“事實是,把在社會上非常重要的‘技術’學科(這些學科的傳播依賴于類似行會的組織安排)與大學中講授的學科之間進行比較,就可以看出,學者獲得閑暇的機會對于學院學科的發展具有相當重要的作用,這種閑暇使他們得以擺脫獲得生活必需品的直接關注(這是普通職業的特征)。這種擺脫實際利益,全身心地對宇宙神圣秩序原理和人類事務進行學術研究的思想,直接來源于希臘哲學的范疇。但是這種來源,探索理性解釋現實的基本形式,是所有學院科學和學術方法的基本特征。這種探索也是中世紀大學——它的基本結構是改革的結果——特有的思想基礎。”[2]這些歷史研究告訴我們,影響中世紀大學學科安排的因素或許有不少,但是學者的興趣、源于希臘哲學的學者學術探究的欲望對與學院相關的學科定位于大學起著重要的決定性作用。

      中世紀大學的學科安排在17、18世紀開始發生變化,變化的起因是科學革命的興起。“16、17世紀科學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科學處于一個堪稱‘革命’的時期,而不僅僅是一個變化的時期”。[3]在科學革命中,牛頓、伽利略、布魯諾、開普勒、笛卡爾等科學家對科學的發展做出了重要的貢獻。科學革命不僅轉變了人類有關自然界的認識,產生了新的自然理論,而且科學研究的方法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革新與創造,“望遠鏡、顯微鏡等科學儀器的發展鼓勵并刺激了觀察法的使用”,“實驗法催生了新的科學研究方法,增進了關于‘客觀真理’的認識”。[4]科學革命對人類科學知識發展的影響是巨大的。科學革命所引起的變革“包括有關科學理論基本概念的重新界定,舊有傳統觀念的推翻以及新生的、經得起時間考驗的科學概念的確立。從一個更寬泛的意義上來說,這一變革意味著人在自然界中擁有了新的地位,確立了人類對自然的控制權,豐富了人們對力量(物質力量和知識力量)、進步、啟蒙運動,尤其是科學在社會中的基本作用的認識”。[5]科學革命與當時的歐洲大學有什么樣的關系呢?首先,“毋庸置疑, 一些主要證據可以說明科學革命是大學的產物。一方面, 無論依據任何標準都對科學革命做出貢獻的人絕大多數都接受過大學教育。一些統計數字可以說明這一點。因在科學研究方面做出重要貢獻而被載入《國家傳記辭典》的生活在17世紀末的65 名英國科學家中, 75%的科學家曾在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接受教育, 還有5% 是其他大學的畢業生。”[6]科學革命與大學的關系不僅是在科學革命中發揮重要作用的許多科學家接受過大學教育,有些還在大學任教;而且科學革命所引起的知識的發展與變革深刻影響了大學中學科及課程的調整與變化。“18世紀自然科學的發展,不僅對經濟、工業、采礦業、農業和軍事科學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而且也使得物理學和化學的發展突破了大學的圍墻,從之前單純的輔助性學科,發展成為獨立的基礎科學。而它們在19世紀的進一步分化,產生出了許多新興的專業,進而也影響了大學”。[7]在歐洲大學近代化的進程中,毫無疑問,對后來大學發展具有重要意義的主要變革之一是大學學科的調整、擴展與豐富,突破了中世紀大學的四學院(學科)模式,眾多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的學科陸續進入大學,使大學的發展與科學進步緊密聯系起來,大學也逐漸成為科學發展的中心。在大學近代化過程中對大學學科的調整與發展起到重要影響作用的主要是科學革命所引起的科學發展與學科分化。

      如果說決定中世紀大學學科安排與近代大學學科發展的主要因素還比較單純,主要來自科學知識體系與大學內部,起決定作用的是學者與教師,那么影響現代大學學科調整與發展的因素就復雜得多,其中許多來自于科學知識體系與大學的外部,起決定作用的往往不是學者與教師。在諸多影響現代大學學科調整的因素中,經濟因素是經常可以看得到的。影響大學學科調整的經濟因素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部分。一是社會經濟的變動與發展,二是大學辦學經濟效益的考量。現代大學與社會經濟發展的緊密聯系是大學產生以來前所未有的。一方面現代大學的發展需要強有力的社會經濟基礎作為支撐,另一方面社會經濟發展要求大學為其提供促進技術進步與經濟持續增長的知識和人才。因此,我們在一些國家的大學學科調整與發展過程中可以看到,當工業化成為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的主要任務時,理工類學科尤其是工科類學科在大學中迅速發展。在知識經濟時代,信息技術、人工智能等成為影響經濟發展重要因素的同時,也成為許多大學學科調整與發展的新的方向。現代大學與中世紀大學、近代大學相比的又一重要區別是現代大學的規模龐大,師生數量眾多,這給大學辦學帶來了許多變化與壓力,經濟因素在大學辦學中的影響日益凸顯,學科的調整與發展也不例外。美國學者斯勞特(Sheila Slaughter)認為,20世紀80年代市場邏輯支配了美國大學的學科布局調整,生產效率、效能和競爭力成為裁撤學科時優先考慮的標準。哥倫比亞大學在20世紀80年代撤銷了在美國大學中歷史最長、影響較大的圖書館學等學科,重點發展醫學、商學和法學等,這一調整反映了當時的學校管理層基于成本-效益的學科發展思路。[8]除了經濟因素之外,政治因素對現代大學學科調整與發展的影響作用也是顯而易見的。譬如,70年前的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時,隨著社會政治制度的改變,大學課程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1949年8月12日華北高等教育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三次會議決定,將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新民主主義論和政治經濟學列為大學的公共必修課,從此政治科目進入大學,開始了馬克思主義作為新中國大學學科的歷史。[9]


      二、“雙一流”建設背景下的大學學科調整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70年的大學學科發展過程中,政府始終發揮著主要的指導與影響作用。眾所周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為了適應計劃經濟體制的需要,建立起了高度集中的高等教育管理體制。這一體制的主要特征在1950年政務院頒布的《關于高等學校領導關系的決定》中就有明確的規定。“全國高等學校以由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統一領導為原則”。“凡中央教育部所頒發的關于全國高等教育方針、政策與制度,高等學校法規,關于教育原則方面的指示,以及對于高等學校的設置變更或停辦,大學校長、專門學院院長及專科學校校長的任免,教師學生的待遇,經費開支的標準等決定,全國高等學校均應執行”。[10]1961年教育部制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直屬高等學校暫行工作條例(草案)》將高度集中的高等教育管理體制內容進一步滲透到高校辦學的方方面面。譬如,“專業的設置、變更和取消,必須經過教育部批準。……學校必須按照教育部制訂或者批準的教學方案、教學計劃組織教學工作。……專業設置、教學方案、教學計劃、教學大綱和教材要求穩定,不得輕易變動。課程和學科體系的重大改變,必須經過教育部批準。”[11]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1978年“改革、開放”政策出臺的30年間,政府一直嚴格地管理著包括學科發展在內的大學辦學活動,政府下達的各項文件與規定是大學辦學的主要依據,政府管理與指導大學辦學采取的方式主要是行政指揮,大學是國家行政體系中的一個層級,大學與政府是下級與上級之間的關系。

      1978年“改革、開放”的方針確定之后,改革成為高等教育發展的主旋律。1985年頒布的《中共中央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將“擴大高校辦學自主權”作為我國高等教育管理體制改革的關鍵。《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明確指出:“落實和擴大學校辦學自主權”。“高等學校按照國家法律法規和宏觀政策,自主開展教學活動、科學研究、技術開發和社會服務,自主設置和調整學科、專業,自主制定學校規劃并組織實施,自主設置教學、科研、行政管理機構,自主確定內部收入分配,自主管理和使用人才,自主管理和使用學校財產和經費”。擴大高校辦學自主權的實質是調整大學與政府之間的關系,部分改變政府與大學的行政性上下級關系的現狀,使大學在面向市場開展教學、科研、社會服務活動時具有更大的獨立性。雖然以擴大高校辦學自主權為主要內容的高等教育管理體制改革進行了30余年,取得了明顯的成效,高校的若干辦學自主權已為法律條文所規定下來,但是大學與政府的關系并沒有發生多少實質性的改變,在大學的辦學過程中政府的指導與影響作用仍然是十分強大的。如果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后的前30年政府管理與指導大學依靠的是行政手段,那么后40年則在行政手段之外更加多地采用了經濟(經費)手段。

      學科建設作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大學發展的重要領域,受到政府的指導與影響是不言而喻的。“雙一流”建設項目的實施就是最好的例證。教育部在有關“雙一流”建設的文件中對于大學的學科發展與調整做出了較為具體的指示。“構建協調可持續發展的學科體系。立足學校辦學定位和學科發展規律,打破傳統學科之間的壁壘,以‘雙一流’建設學科為核心,以優勢特色學科為主體,以相關學科為支撐,整合相關傳統學科資源,促進基礎學科、應用學科交叉融合,在前沿和交叉學科領域培植新的學科生長點。與國家和區域發展戰略需求緊密銜接,加快建設對接區域傳統優勢產業,以及先進制造、生態環保等戰略型新興產業發展的學科。加強馬克思主義學科建設,加快完善具有支撐作用的學科,突出優勢、拓展領域、補齊短板,努力構建全方位、全領域、全要素的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體系。優化學術學位和專業學位類別授權點布局,處理好交叉學科與傳統學科的關系,完善學科新增與退出機制,學科的調整或撤銷不應違背學校和學科發展規律,力戒盲目跟風簡單化。”[12]教育部在文件中要求相關大學整合傳統學科資源,發展新的學科生長點;適應國家經濟發展需要,加快發展與戰略性新興產業相關的學科;加強馬克思主義學科建設,構建中國特色的哲學社會科學體系;調整與撤銷學科時應充分考慮學校辦學的實際和學科發展的規律等。在教育部的指導與安排下,獲得“雙一流”建設項目的大學各自制定了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方案,啟動了在“雙一流”建設背景下的學科建設與調整。從“雙一流”建設大學所制定的學科建設方案中,可以看到各大學根據教育部的要求,立足于建設世界一流學科的高度對各自學校的學科發展與調整的目標、思路等做出了明確的規劃。其中,學科發展與調整的方式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加以歸納:

      第一,集群組合。將有關聯或相近的幾個學科組合成學科群來促進學科的調整與發展是多數“雙一流”建設大學所采用的主要方式。例如,清華大學發布的《一流大學建設高校建設方案》中寫道:“隨著知識的增加,學科劃分越來越細,現代社會出現的復雜問題往往需要多個學科的協同與合作才能解決。學科間的交叉融合,也能為學科自身的發展提供可持續的動力,保持學科的活力。學校根據已有學科的基礎和國際學科發展趨勢,集成學科領域內相近的學科,突出學科優勢,形成20個相互支撐、協同發展的學科群,共涉及48個學科。”“建設的20個學科群包括:建筑學科群,土木水利學科群,核科學技術與安全學科群,環境學科群,計算機學科群,機械、制造與航空學科群,儀器與光學學科群,材料與化工學科群,電子信息科學與技術學科群,數學與統計學學科群,藝術與設計學科群,公共政策與管理學科群,政治、社會與國際關系學科群,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哲學學科群,管理科學與工程學科群,工商管理學科群,經濟與金融學科群,現代語言學與文學學科群,出土文獻與歷史學學科群和健康科學與工程學科群。”[13]一流大學建設高校通常在規劃學科調整與發展時,從建設一流大學的整體出發,規劃的學科群涵蓋了學校的部分或大部分學科。一流學科建設高校由于建設項目大都只限于個別學科,因此學科發展規劃圍繞立項學科,突出了單個學科群的調整與建設。如北京協和醫學院的“醫學基礎學科群”,東北農業大學的“畜產品生產與加工學科群”,對外經濟貿易大學的“開放型經濟學科群”,福州大學的“化學科學與工程學科群”,哈爾濱工程大學的“船舶與海洋學科群”,湖南師范大學的“語言與文化學科群”,寧波大學的“海洋生物技術與海洋工程學科群”,首都師范大學的“數學學科群”,四川農業大學的“農業科學學科群”,太原理工大學的“煤炭綠色清潔高效開發利用學科群”,西南財經大學的“經濟與管理學科群”,北京工業大學的“現代城市建設與環境工程學科群”,內蒙古大學的“草原資源利用與北方生態安全學科群”,南京郵電大學的“電子信息科學與工程學科群”,南昌大學的“新材料技術學科群”,海南大學的“熱帶農業學科群”等。從各大學組合的學科群來看,大致存在這樣幾種形態。一是圍繞某一主干學科并以其命名的學科群,如“數學學科群”、“化學科學與工程學科群”等;二是兩個主要學科聯合而成并以它們命名的學科群,如“經濟與管理學科群”、“現代語言學與文學學科群”、“數學與統計學學科群”等;三是以某一研究領域為主要對象的學科群,如“現代城市建設與環境工程學科群”、“煤炭綠色清潔高效開發利用學科群”、“草原資源利用與北方生態安全學科群”、“船舶與海洋學科群”等。應該說,學科群的組合在一定意義上彌補了我國現有學科分類過細的不足,適應了綜合、交叉、協同的科學發展趨勢。不過,如何將學科群的理念由規劃轉為制度,并落實于學科調整與發展的實踐,這是“雙一流”建設大學需要認真面對的課題。

      第二,領域構建。大學中學科的發展在相當長時間內以科學知識體系自身的邏輯為出發點,每一個學科基本上都有著區別于其他學科的研究對象、理論體系、研究方法,因此學科間的界限分明。這種“畫地為牢”的學科發展方式隨著人類社會的日益進步面臨著愈來愈多的挑戰。社會問題的日趨復雜要求科學研究突破原有的學科邊界,跨學科、多學科、“知識生產模式二”應運而生,問題導向成為學科發展的新的出發點。所謂領域構建即指突破現有的學科分類,圍繞著一些“問題域”調整學科布局,組合新的學科(群)。北京大學在《一流大學建設高校建設方案》中將“優化提升學科水平”作為主要建設內容之一,如何優化提升學科水平,其中的第三點是“以兩個重大領域為導向,帶動學校學科布局的整體調整”。一個重大領域是“臨床醫學+X”,“充分發揮臨床、基礎學科雙重優勢,對臨床醫學發展中的難題進行聯合攻關,探索與創新基礎科研成果向臨床應用轉化的路徑和解決方案。重點支持新體制中心建設、人才集群聘任與交叉研究專項。其中,交叉研究專項重點支持臨床醫學“高峰工程”學科與研究方向、新興學科或方向,支持推動創新性前沿技術的臨床應用與轉化,重點支持前期已有良好基礎的交叉項目與方向。另一個重大領域是“區域與國別研究”,“圍繞國家‘一帶一路’倡議與建設的重大問題和重點攻關項目,打造高水準的研究隊伍、研究成果和人才培養體系。以‘中東研究’、‘俄羅斯和中亞研究’為建設重點,引領相關領域的基礎研究和智庫成果轉化,使之成為中國乃至世界相關領域研究的中心和樣板。充分發揮區域與國別研究委員會的作用,協調學校各方面資源和需求,逐步帶動學科結構、機構的調整與新設”。[14]不難看出,北京大學這兩個學科發展重大領域的確定至少考慮了兩個主要因素。首先是解決社會重大問題的需求,“臨床醫學+X”關乎治病救命、健康生存,“區域與國別研究”聚焦 “一帶一路”國家重大發展戰略;其次是學校已有的學科基礎,這兩個重大領域所依托的相關學科都是北京大學重點建設的國內領先、國際一流的優勢學科。領域構建的學科發展與調整方式進一步拉近了大學學科發展與社會需求之間的距離,也將更加凸顯大學作為社會“軸心機構”的地位,加強與擴展大學服務社會的職能。

      第三,生態布局。學科調整與發展通常有宏觀與微觀兩個層面。宏觀層面主要指一個國家大學學科的整體,微觀層面則指一所大學。每所大學的學科種類與數量通常是不一樣的,即使有些大學的學科種類與數量相同,但是學科的水平與質量也是有差別的。可以說大學的學科是千校千面,每所大學的學科種類、數量和水平都是建立在學校長期發展的基礎之上,由學校的發展歷史使然。就一所大學內部而言,學科的發展與調整不是個別學科的事,涉及大學內的所有學科,因此如何形成一個適合不同學科生存、有利不同學科發展、不同學科相互關聯的學科體系是各大學在學科調整與發展時需要認真考慮的。所謂生態布局即指在現有學科的基礎上,通過調整、整合構建新的學科集群,形成有利于各學科發展的良性學科生態系統。南京大學在《一流大學建設高校建設方案》中給我們展示了南京大學構建的學科生態布局。“根據文理工醫特色發展的總體戰略,南京大學按照三層次構建學科生態布局。第一層次:以達到教育部專家委員會認定標準的15個學科為建設基礎,建設23個學科。第二層次:在第一層次基礎之上,重點組建9個特色發展的學科群,分別為:理論創新與社會治理、文化傳承與創新、數據服務與經濟管理、物質科學與量子調控、數天基礎與空間科學、地球系統與資源環境、生命科學與醫藥技術、環境科學與工程、計算機科學技術。第三層次:依托9個學科群,在物質科學和新一代信息技術、地球科學和宇宙探索、哲學和文化傳承創新、銀色發展和生命健康、國家治理現代化5個領域形成一批國際一流、國內領先的學科高峰”。[15]南京大學這一學科生態布局所形成的學科體系為一金字塔型結構,底部是涵蓋文、理、工的23個優勢學科;中部是通過23個底部學科交叉、協同、融合形成的9個學科群;上部是在9個學科群的基礎上通過進一步交叉、協同、融通形成的5個新的學科領域。這一學科生態布局發展學科思路的主要特點是突破傳統學科分類的框架,不是簡單地將現有學科按照性質相近組合成若干相互獨立的部分并以此形成體系,而是強調學科交叉、協同、融通,構建以“問題域”或領域導向的新的學科(群)。

      總之,“雙一流”建設項目的實施對我國大學學科調整與發展的影響是重大的,且這種影響將持續相當一段時間。“雙一流”建設大學落實建設方案的學科調整與發展恐怕才剛剛起步,其效果究竟如何不僅取決于建設方案的合理性,更依賴于在建設方案落實過程中的決心和執行力。

      [1]希爾德·德·里德-西蒙斯:《歐洲大學史·第一卷·中世紀大學 》 ,張斌賢等譯,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28頁。

      [2][比利時]希爾德··里德-西蒙斯:《歐洲大學史·第一卷·中世紀大學》,第32-33頁。

      [3][比利時]希爾德··里德-西蒙斯:《歐洲大學史第二卷·近代早期的歐洲大學(1500-1800)》,賀國慶等譯,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554頁。

      [4][比利時] 希爾德··里德-西蒙斯:《歐洲大學史·第二卷·近代早期的歐洲大學(1500-1800)》,第562頁。

      [5][比利時] 希爾德··里德-西蒙斯:《歐洲大學史·第二卷·近代早期的歐洲大學(1500-1800)》,第563頁。

      [6][比利時] 希爾德··里德-西蒙斯:《歐洲大學史·第二卷·近代早期的歐洲大學(1500-1800)》,第567頁。

      [7][比利時]瓦爾特·呂埃格:《歐洲大學史·第三卷·19世紀和20世紀早期的大學(1800-1945)》,張斌賢等譯,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530頁。

      [8]孟照海:《有選擇的卓越:世界一流大學的學科布局調整策略——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為例》,《高等教育研究》2018年第3期。

      [9]胡建華:《現代中國大學制度的原點:50年代初期的大學改革》,南京: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128頁

      [10]政務院:《關于高等學校領導關系的決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高等教育重要文獻選編(上)》,上海市高等教育局研究室等編,1979年,第2-3頁。

      [11]教育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直屬高等學校暫行工作條例(草案)》,《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高等教育重要文獻選編(上)》,上海市高等教育局研究室等編,1979年,第265頁。

      [12]教育部、財政部、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關于高等學校加快“雙一流”建設的指導意見》,http://www.moe.gov.cn/srcsite/A22/moe_843/201808/t20180823_345987.html.

      [13]清華大學:《一流大學建設高校建設方案》,http://www.tsinghua.edu.cn/publish/newthu/openness/jbxx/2017syljsfa.htm#_Toc500145649.

      [14]北京大學:《北京大學一流大學建設高校建設方案》,https://www.pku.edu.cn/tzgg/tzggxx/index.htm?id=292394.

      [15]南京大學:《一流大學建設高校建設方案》,https://xxgk.nju.edu.cn/8f/d9/c159a233433/page.htm.

      聯系地址:北京西路15號(210024) || 聯系電話:025-83300736 || 蘇ICP備14027130號-1
      主辦單位:江蘇省高等教育學會
      蘇公網安備 32010602010156號
      bet体育365